凝聚青春梦想 展示师生风采

这其实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警示就是：如果人民币的估值真的是过高了，高多少?应该怎么办?如果这个问题想不透，下边的问题或者未来的经济政策可能就会面对巨大的现实压力。

未来应坚持人民币利率、汇率由市场决定，在遵循富有效率、稳健有效的原则下，循序渐进推进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让离岸人民币有更好的投资场所。金融可以放大初创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空间，可以延长新生技术的蓄能时间，通过打造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以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引导更多资源进入新领域新赛道，有利于实体经济蓄积新动能。

金融行业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外部性和社会性，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蔽性，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必须从严，一把尺子量到底。3.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金融强国建设40多年来，我国的金融体系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应明确其定位，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导向，紧盯做强、做优、做大的核心目标。必须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进行依法监管，才能更好防范金融风险并维护投资者利益。这个过程中需要培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微观经济主体，重点是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

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资本市场将在调整产业结构、构建创新型经济体系中起到核心作用。完善债券市场，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压实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任，加快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在保证金融安全基础上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双向开放。

引导规范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落实法人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的管理机制，拓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补充渠道，构建产融风险隔离机制。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提出金融监管应从机构监管为主向功能监管为主转变，以实现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全覆盖，但受制于各种因素，这项工作的推进低于预期，金融监管依然存在一些盲区和不足。着力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

2022年以后，定期存款（尤其是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多次下调，但居民定期存款余额却从71.27万亿元快速增加到96.37万亿元（增长率35.22%）。金融供给侧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经济创新的过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必须持续展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时有效解决金融领域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和行为习惯。

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拓展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渠道，支持多元化股权投资。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发挥它们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功能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功能。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在领导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中国化。对居民而言，资金的安全性比存款利率水平高低更为重要，因此在存款利率下行过程中，居民的存款余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

经济发展、金融发展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前行，协调好各方面关系。2006年以后，国务院出台多项法规以解决中小微企业货款被拖欠问题。自瑞金红色政权建立伊始，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就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展开。对大多数实体企业而言，资金的可得性比贷款利率高低更为重要，因而在信用资金借贷中，企业对利率的关注低于对资金可得性的关注。

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其实要判断外资对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趋势，不能单看短期的资金的流动数据，因为大部分净流入/流出的背后都是交易型投资者，他们使用演算法的短期交易策略。

我相信，这一改动可以为内地投资者带来更多便利、更低成本和更多选择，也希望借此可以为香港人民币计价股票市场带来更多活力。其实，那时还完全没有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只是为了满足实际需求。

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是希望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包括主权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等，将人民币纳入其配置资产。两地都要善用自己的相对优势。第二，港股的市值和成交大部分（约80%）都由内地企业贡献，随着人民币走软，这些企业的估值有所降低。但是两地都有自己的牌照制度和监管要求，导致在该机制下实现跨境服务存在一定障碍。但这次资金回流并没有引起新兴市场类似1997-1998年那样的系统性危机，亚太区域股票市场运行总体稳定，表现出较强韧性。历史上，很多国际金融中心是基于美元离岸中心发展起来的。

现在内地投资者通过港股通购买港股需要将人民币换为港币，卖出股票的时候需要再次换成人民币原路返回。就是这样艰难的情况，彰显了中央对香港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持。

 本文为CF40研究部对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进行的专访。比如，现在 ETF通的南向标的主要是港股ETF，我们提出能否增加一些以外国公司为标的的股指ETF。

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多一些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而是认可交易平台作为区块链的一种应用，其本身是Web3.0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统计，目前外资持有A股市值达3万亿元左右，其中2万亿是通过沪深港通流入，占比约70%。

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宏观环境是主导因素，我们就不需要作为。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建立独特优势——市场参与者如果有离岸人民币业务需求，就更愿意到香港来做，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引入了做市商制度来保障人民币柜台的流动性。两地监管机构此前已就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达成共识，目前两地两家交易所和清算机构正在进行规则和系统调整。

当然，新的技术未必成熟。 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一套国际金融机构熟悉的法律和游戏规则Q1：您如何看待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离岸人民币中心这两个定位之间的关系？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和制度建设有哪些独特要求？梁凤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角色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离岸人民币中心既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部分，也增加了香港市场的独特优势。

刚开始，投资者对资产流动性是否足够等问题也会存在一些疑虑。从全球官方储备统计来看，欧元、日元、澳元等经过几十年的国际化还是不能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

我顺便讲一讲，近期国内股民发现今年8月外资利用沪深港通从A股市场净流出比较多。但事实上在全球金融风暴之后，直到2009年时任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论述，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才有了实际进展。

从2013年到2014年底，我在进入香港证监会之前，即在特区政府工作期间，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港交所与内地监管机构和交易清算机构共同参与和见证了沪深港通机制的推出。我的感觉是，大家对于香港与上海不是竞争关系这一点是有同感和共识的。此外，就债券通，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在不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情况下，让外资将其通过债券通购买的内地债券作为抵押品，或允许他们参与回购交易。可能媒体常会把竞争当作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字眼，但其实沪港之间早就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必须要协同合作，把蛋糕做大，尤其在外部环境比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们更要携手发展。

例如，伦敦发迹为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因为其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欧洲美元市场（Euro-dollar market）的中心，特别是在美元外汇和美元债券方面。例如今年8月我们和中国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推动大宗交易（非自动对盘交易）纳入沪深港通机制。

2004年推出人民币银行柜台服务以后，本来我们以为下一步就是在经常项目下，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支付中的使用，所以开始着力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既然要规管，我们就要全套和严厉地规管。

虽然细节还需要敲定，但方向已经基本明确，就是便利机构投资者在场外完成大宗股票交易，事后再按照主场规则向交易所报备。第四，中国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局势面临一定的挑战。